北京西城区疫苗接种点前,蜿蜒的队伍如同一条沉默的河流,流淌着秩序井然的公民义务;一千五百公里外的重庆江北区,社区工作人员正逐户敲门,用当地方言耐心解释疫苗接种的必要性,表面上,这不过是幅员辽阔国度中再普通不过的公共卫生场景,然而水面之下,两座城市已然成为观察中国式生命政治运作的绝佳棱镜——疫苗不仅是医学产物,更是国家权力与个体生命交汇的战略节点,是治理理性渗入毛细血管的现代仪式。
北京疫苗承载着不可见的核心权威光环,作为国家疾控中心所在地,北京出产的疫苗被赋予了“原真性”的符号价值,当国药和科兴疫苗从北京实验室推向全国时,它们不仅是生物制剂,更是一种政治保证,象征着科学力量与国家权威的无缝结合,在北京的疫苗接种点,程序严格遵循中央指令,每个环节都彰显着国家仪式的庄重感——扫描健康码、身份证识别、电子登记,最后那一针剂的注入仿佛个体与国家签订的无声契约,疫苗接种率不仅是公共卫生指标,更是首都市民政治觉悟的量化体现,是“四个意识”在免疫领域的生动实践。
重庆疫苗则演绎着山地城市的灵活变奏,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,重庆的疫苗分配策略折射出独特的地缘政治学,这座城市需要同时应对稠密的都市人口和分散的农村居民,疫苗调度成了一场精细的空间治理艺术,在主城区,移动接种车开进CBD为白领提供“午间接种服务”;在三峡库区,工作人员乘船往返,确保水上人家的免疫屏障不留缺口,重庆的实践证明,统一的国家政策必须在地方层面进行创造性转化,才能穿越复杂的地理和社会褶皱,这种适应性不是对中央权威的削弱,恰是国家治理体系韧性的明证。
两地的疫苗实践共同揭示出现代性背后的生命政治悖论,福柯曾洞察,现代国家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不是剥夺生命,而是管理生命,疫苗接种将这种管理推向极致——国家以保护之名,通过最先进的生物科技,实现对个体身体最亲密的介入,在北京某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,科学家们研发的mRNA疫苗技术,代表着国家对生命物质性的最深层次掌控;而在重庆的社区网格管理中,疫苗覆盖率成为考核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指标,保护与控制在这项实践中变得难分彼此,生命被纳入精密的计算体系,每个身体都成为国家统计学中的一个数据点,同时也是国家生物权力投射的终端。
这场免疫运动还重构了公民身份的生物定义,疫苗接种证明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时代的“身体护照”,决定着个体能否自由进入公共空间、参与社会经济生活,在北京,进入公共场所需要扫码显示疫苗接种状态;在重庆,未接种者面临更频繁的核酸检测要求,这种健康身份的建构,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生物公民身份——个体的权利与义务越来越与其免疫状态相关联,国家通过疫苗这一媒介,将公民身份生物学化,将政治共同体想象建立在共享的免疫 status 之上。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治理在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作用,北京的健康宝和重庆的渝康码,将疫苗接种信息转化为可实时追踪的数字身份,这些应用不仅是防疫工具,更是国家凝视的具体化——每一次亮码行为,都是个体对治理系统的主动呈报,数字平台将抽象的国家权力具象为二维码的每一次扫描,将宏观的生物政治转化为智能手机的日常交互。
重庆与北京的疫苗故事,最终共同书写着中国式现代性的独特叙事,在国家意志的肉身化过程中,疫苗成为权力与生命对话的中介,既体现了国家保护人口的承诺,也展现了治理技术对生命过程的深度介入,这种介入并非简单的压迫性控制,而是一种生产性权力——通过构建免疫屏障,国家实际上也在生产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生命形式。
两座城市的疫苗实践,仿佛是国家生物权力的一体两面:北京代表中央的统一规划和权威象征,重庆体现地方执行的灵活性与适应性,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治理体系的完整图谱,既保持核心决策的集中统一,又允许地方层面的创新实践,在这个意义上,每一支疫苗的注射,都是国家与公民身体的的一次微观政治整合,是现代中国生命政治辩证法的生动注脚。
当未来史学家回顾这场全球大流行时,或许会发现,疫苗不仅是医学胜利的象征,更是一面棱镜,透过它,我们得以窥见国家与个体、权力与生命之间那些永恒而复杂的纠缠,而重庆与北京的疫苗故事,将成为解读中国式现代性中生命政治逻辑的关键密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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