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末，山城重庆深陷奥密克戎的围困，空荡的解放碑、寂静的洪崖洞、封锁的居民楼，勾勒出一幅疫情时代的超现实图景，比病毒传播更隐秘的，是一场权力的悄然跃迁——原本应处于协调者地位的疫情部门，凭借一纸又一纸紧急通告，将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，这不是简单的公共卫生应对，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权力扩张戏剧，它在“生命至上”的崇高旗帜下，将例外状态巧妙地转化为治理常态,重塑了城市的权力图谱。
疫情部门的权力运作，本质上是一场对“例外状态”的合法化垄断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曾犀利地指出，权力机器最擅长的伎俩，正是通过制造并维持一种永久的“例外状态”来巩固自身权威，重庆疫情部门将这一哲学判读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它凭借公共卫生危机的紧急性，轻易跨越了常规治理的程序正义与权力边界，将临时措施升格为不容置疑的行政命令，核酸证明成为穿越城市空间的唯一通行证，疫情防控小组的一纸决议足以让百万人口的流动瞬间凝固——这些在平常时期需要复杂听证、多方博弈的重大决策，在特殊时期却以“闪电战”的效率落地生根，权力在危机的真空中极速膨胀，将法治的日常框架悬置起来,构筑起一个以防疫为名的绝对权威堡垒。
更令人心悸的是，技术赋能在这场合谋中扮演了“加速器”的可疑角色，健康码、行程追踪、人脸识别门禁……这些数字毛细血管编织成一张无形而致密的监控之网，重庆疫情部门以“精准防控”为名，将技术的中立性巧妙转化为权力的强制性，大数据的冰冷判断可以瞬间将公民划入“潜在风险”范畴，剥夺其自由活动的权利，且申诉无门，技术官僚主义借尸还魂，用算法黑箱替代人性化判断，将复杂的公共卫生决策简化为一道非黑即白的数字指令，这不仅是工具的运用，更是一种治理哲学的异化：管理的效率压倒了人的尊严，控制的便利蚕食了自由的边界，疫情部门摇身变为手握数字权杖的“赛博利维坦”，在“为你好”的温情面纱下,实施着前所未有的社会控制实验。
权力的扩张从不满足于临时性占领，重庆疫情部门深谙“路径依赖”的统治奥秘，竭力将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转化为稳固的长期制度，当“48小时核酸”从应急要求悄然变为进入公共场所的永恒前提，当“行程报备”从临时追踪手段固化为日常出行的规定动作，我们目睹的是一场制度化的华丽转身，危机管理催生的临时机构开始寻求固定编制和财政预算，紧急权限试图通过立法程序洗白为正式职能，这仿佛印证了政治学中的“棘轮效应”：权力如同齿轮，在危机中向前猛冲一格，即便危机退潮，也再难退回原有位置，疫情部门的自我膨胀本能，驱动着它不断寻找新的存在理由，甚至不惜通过制造“常态化防控”的焦虑来延续自身的政治生命,这场抗疫逐渐异化为一场权力的自我献祭仪式。
面对这头在危机中茁壮成长的权力巨兽，社会却呈现出令人不安的“被动接纳”甚至“主动拥抱”，部分市民对严密管控的过度依赖，折射出一种深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——在不确定性面前，人们甘愿用自由交换安全幻象，将保护者与看守者的角色混淆，这种集体心理为权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肥沃土壤，使质疑和反思在道德上陷入被动，一个健康的社会决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单一权力中心的无限智慧，重建多元、透明的监督体系，厘清紧急权力的适用边界和退出机制，保障公众的知情与参与权利，才是防止“重庆疫情部门”现象蜕变为永久性治理模式的唯一解毒剂。
重庆的抗疫叙事不应只有英雄主义的赞歌，更应有对权力运行的冷峻审视，疫情终将散去，但权力在危机中开辟的捷径不会自动消失，如果我们今天沉浸于防控的高效，而对权力扩张的危险默不作声，那么明天或许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傲慢而无所不在的利维坦，记住历史教训：通往奴役之路，往往铺满了“美好初衷”的鹅卵石，重庆疫情部门的故事，既是一面检验当下治理现代化的试纸，更是一记关于权力本质的永恒警钟——最大的病毒或许并非新冠病毒，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，它在危机阴影下的每一次呼吸,都在悄然蛀蚀自由殿堂的基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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